提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私家车的刚性需求，同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是一对尖锐的两难矛盾，限购和限行私家小客车居然成为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妙单良方。实践表明，限购限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汽车消费，挫伤消费者的信心，导致车市场不振。如何在放开汽车限购限行的同时，避免给城市交通和环境污染带来负面影响？人大代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在全国两会建言，希望能破解这个难题。
陈虹的《关于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 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的建议》认为，可通过开展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的数字化积累工作，以大数据、智慧交通管理的方式代替简单的限行措施。以当前科技进展和国外先导国家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大数据、云计算以及5G技术，城市交通管理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配合市场化调节手段，能够实现从限制购买车辆转向引导车辆的使用管理。在陈虹看来，在新基建的推动下，特别是5G及大数据中心建设会大幅提速，将互联网路况数据与交通管理数据融合，就能实现对人、车、路、交通设施、交通状况的透彻感知。同时可通过划定电子区域，对拥堵区域进行动态管理，增加高峰时段进入成本，通过市场化方式逐步取代限行，尽最大可能实现放开汽车限购限行与治理城市交通环境污染两者的和谐统一。
鉴于前年第四季度起，我国汽车市场滑坡不断加深，为制止车市持续下行，提振人们消费信心，去年初，发改委、工信部和商务部等十个国家部（委、总局）联合发文《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后来，国务院办公厅将十部（委、总局）的“方案”升级为国办《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为稳住汽车消费，《意见》提出“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问题时表示，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积极推动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破除汽车消费限制。新华社评论宁吉喆此番表态，既是对放松汽车限购限行政策的准确表述，又重申了国家层面对放松汽车限购限行的政策动向。
贵阳是首个回应《意见》“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城市，她并非“逐步”而是“一步”到位、不是“放宽”而是“取消”限购，打响了全国取消限购汽车的第一枪。广州和深圳则在“限购”上率先松绑的两个城市，在2019年6月—2020年底，广州增加10万个中小客车增量指标，深圳增加普通小客车指标8万个。海南在原定普通小客车增量指标的基础上，实施每月再适量增加指标，更好满足居民对汽车消费的迫切需求。
贵阳彻底取消“限购”，广州、深圳和海南对“限购”松绑，上海2020年增加4万个私人小客车额度，杭州2020年一次性增加2万个小客车指标，天津于全国两会前夕，加入“限购”松绑队伍，2020年内新增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配置额度3.5万个。沪杭津三大城市松动“限购”的举措，令汽车业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汽车市场搅起一波不小的涟漪，人们对汽车限购的松绑乃至限购的取消，寄予无限的遐想和厚望。“限购”城市是汽车消费潜力最大的地区，仅广深沪杭津及海南等由松绑“限购”所另外增加的小客车增量（不包括原来的小客车指标），2020年内就能释放出20万辆左右的潜能。
首都北京还闹出过一则信息“乌龙”。3月下旬，有官网发布“北京上半年再释放不少于10万个购车指标”的消息，引起汽车圈很大震惊。不过，该消息发布当天下午，就很快被撤下，翌日，有关商务部门发致歉声明，称该措施尚未研究论证。有评论说：“乌龙”引发的波澜很快平息了，但背后的信号却难免引人遐想，在汽车市场本身不振的背景之下，又遭突如其来新冠疫情对车市的严重冲击，我们亟需鼓励和激活汽车消费，传导带动汽车产业正向发展，以助力国家就业和经济增长，汽车限购会否松动？限购政策与刺激消费之间能否找到平衡点？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的人大建言，能否给我们予启迪？！(来源：张伯顺 乘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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